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座谈会上提出“要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拓宽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路径”。在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提到要“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并将其作为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推进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为更加精准识别区域生态要素、高质量保护自然环境、转变发展模式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自2021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以来，各地因地制宜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探索，形成了形式多样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呈现出景村共生、城乡共富的新图景。与此同时，实践中还存在地方生态产品目录不全面、经营开发的产业化手段不成熟、生态产品溢价效应等问题。对地方而言，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拓宽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路径，就是要“大开脑洞”，突破原有经济学视角下的操作模式，创新找出符合生态系统独有特点的转化路径。
第一，进一步厘清区域范围内的生态产品目录清单。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首先还是要摸清“生态家底”，才能进一步筛选生态产品，挖掘其中蕴含的生态价值。从调查监测到价值评价，从经营开发到保障机制，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一方面是对原有生态经营模式进行再归纳，另一方面鼓励各地识别之前忽视的、科技手段暂时无法明确的生态产品，形成地方的目录清单。国家发改委和统计局目前出台的《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主要是针对“森林、草地、农田、湿地、荒漠、城市、海洋”等实物量和价值量明确了核算方法。但自然界中的生态系统形态丰富、功能多样，按类型可分为水域的淡水生态系统、河口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等，陆地的沙漠生态系统、草甸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等，仅从学术研究层面来看就达上百种。因地制宜地梳理和分析所在地区的生态系统类型，是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基础。例如大兴安岭地区编制了全国首个开放式寒温带陆域生态系统生态产品目录清单，对“冻土”“冰雪”等特有的自然生态进行了核算。由于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厘清区域内的生态系统类型，有利于分析生态系统的复合价值，例如北京门头沟、浙江湖州安吉等地选取特定区域开展价值开发模式，围绕农业农村、水利设施、交通设施、生态林业、绿色能源、工业生产、生态旅游、生态修复等项目类型，综合评估特定地域单元的生态效益。
第二，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存在先后顺序。根据国家对生态产品的分类，主要分为物质供给、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其中，调节服务主要反映自然生态系统的自身恢复、生态调节能力，包括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洪水调蓄、固碳释氧等，是表征生态系统功能最为根本的要求。物质供给、文化服务等价值实现，均是在生态系统发展良好的基础上衍生的，如果说调节服务是生态系统的保值部分，物质供给和文化服务则是增值部分。如大兴安岭广袤的山体和浩瀚的森林，是抵御西伯利亚寒流和蒙古高原旱风的重要屏障，维护了东北和华北的生态安全，这种维护地区安全的价值便是生态调节服务的直接体现。再如，江西赣州上犹县的森林覆盖率超过80%，为优化当地的空气质量、地表水净化、湿地养护提供了重要支撑，配资炒股免息配资平台加之拥有多座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促使当地形成了茶园、油茶林、毛竹林等资源家底，形成了物质供给的资源基础，茂密的森林催生了“森系”主题旅游产品，形成了登峰览胜赏野趣的文化服务价值。
第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需要在行政区域内寻找多元化的应用场景。从目前自然资源部相继发布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来看，许多应用场景集中在生态禀赋丰富的郊区或农村，不论是林下经济、农产品开发还是旅游经济，这类生态价值实现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城市经济对乡村经济的带动。即使常见的流域横向生态补偿，也是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针对行政区域内人类活动集中的城市区域，如何更广泛地释放其生态产品价值？目前，这样的案例还相对较少。从江西、浙江、安徽、内蒙古等地的实践案例来看，城市化地区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很多是从当地历史文化中寻找灵感。如黄山、建德、淳安等地，就以流经皖浙两省的新安江、千岛湖为载体，开发出“全域生态”“花园城市”“山水城市”的生态品牌，将新安江千年文化传承的瑰宝与地方山水深度结合，城市中新安画派、新安医学、新安理学、竹马茶道等随处可见，再加上流经城市的江湖山色美景，让每一个泛舟新安江上的人，都深感青绿满目、山岚点翠、绮丽静谧。这种自然风光和文化底蕴带来的美感拓宽了生态产品的价值释放路径，也是生态产品最有获得感的体现。
第四，寻求生态产品价值与金融工具的对接。编制自然产品目录、探索核算方法、建立统计报表制度，都是试图用现实世界中运行成熟的市场定价工具，来量化生态产品的价值。当前，一些地区通过划定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分析其市场价值，核算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和生态产品合理化利用的成本以及相关生态产业经营开发未来可预期市场收益，作为经营开发、担保信贷、权益交易的依据。以项目为载体评估资源开发后的收益权价值，实现金融机构的担保信贷，这便是通过金融市场的认证反映生态产品的价值。例如，安徽黄山的祁门红茶产业链开发，银行评估其生态价值和收益权，形成全国首单VEP绿色金融贷款项目，并已投放1.83亿元。再如，福建三明市推出林业资源资产票证化，通过评估森林资源资产价值，转化为具有收益权的资产票据，实现林票可流通、可交易、可变现；同时，将林木的生长增量换算为碳减排量，进一步开发了林业碳票，带动碳汇交易近3000万元。
当然，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方式不仅仅停留在发掘存量，更要探索那些原有经济市场无法解释的新经济模式。对外部性价值进行更加精确的测量，使增量的价值发现模式成为生态产品独有的价值体系，是新时代绿色发展最值得深入改革的方向。
（作者分别为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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